導讀：中國佛教有四大道場，是中國佛教最重要的朝圣地。信奉佛教的人們都會去往這四個地方祈求拜佛。不懂的人可能就不知道這四大佛教圣地在哪里了，那么四大佛教名山是哪四大呢？佛教四大名山的信仰是什么呢？想知道就來瞧瞧小編的介紹吧。

四大佛教名山

我國的普陀、九華、五臺和峨眉稱為四大佛教名山，相傳這四座山是四位菩薩說法顯靈的道場，故又稱“四大道場”。

普陀山，相傳是南海觀音菩薩修真得道的地方，位于今浙江舟山普陀。該山最高峰名佛頂山，海拔291.2米。

普陀山作為佛教勝地始于五代梁貞明二年(916年)。當時有位日本和尚慧鍔從五臺山請得一尊觀音像，在歸國途中，行至普陀山，遇風觸礁，便在普陀山修建寺院，供奉這尊觀音，寺院則取名叫“不肯去觀音院”。此后寺院增多，約有三百余個，大都以供奉觀音為主。今以慧濟、法雨、普濟三寺最大。普濟寺約建于北宋神宗時，距今約有九百余年歷史，院內懸有一口銅鐘，約有1750多公斤。在古代，往來日本、高麗等國的旅行者，常停此候風，拜觀音，祈求航行安全。

九華山，相傳是地藏王菩薩說法顯靈的道場。位于今安徽省青陽縣境內，初名陵陽山，最高為天臺峰，海拔達1300余米。中有九座小峰聳入云霄，遠遠望去好像站立的九個兄弟，因名九子山。唐代大詩人李白有“昔在九江上，遙望九華峰”之句，稱九子山為九華峰，此后逐漸以九華山聞名。唐代時，新羅(今朝鮮)一位高僧渡海來到九華山修行，開元十六年(728年)圓寂于此山。佛教說這位高僧即是地藏王轉世。相傳他發誓：“眾生度盡，方證菩提，地獄未空，誓不成佛。”故名地藏。因此，九華山便成了地藏菩薩的道場。山中佛寺興建成風，多時有300多座，僧、尼五六于人。

化城寺是九華山最古老的寺院，始建于東晉隆安五年(401年)，現存殿宇大多為晚清重建，其中藏經樓為明代修建，尚保存了珍貴的明代佛經與皇帝的手書圣諭。

五臺山，相傳是文殊師利菩薩顯靈說法的道場，位于今山西省五臺縣內，據說該山有東、西、南、北、中五座大山峰，海拔都在二三千米以上，但峰頂不尖，是個平臺，故取名五臺山。據載，漢代明帝時始建的大孚靈鷲寺是山上最早的寺院，此后逐漸增加，多時達二百余處。顯通寺是今最大的寺院，占地120多畝。這里古廟以奉喇嘛教為多，屬佛教密宗一派。

峨眉山，傳說是普賢菩薩說法顯靈的道場，位于今四川省峨眉縣內。它的最高峰是萬佛頂，海拔達3100多米。早在東漢已建寺廟，至宋明時期為盛，寺庵殿堂有“百多處。在明代已有佛教圣地之譽。今萬年寺有一尊高大的普賢菩薩像，高9米多，銅鐵鑄造，重約62噸。據載，這尊銅鐵佛像為公元980年所造，距今已千年。佛教稱峨眉山為光明山。道教亦重視峨眉山，稱之為“虛靈洞天”。

佛教四大名山的信仰

從歷史演變來看，作為整體的“四大名山”是在長時段的與中國社會和文化的融合過程中形成的。南北朝時期，五臺山已經是著名的佛教名山，唐初，五臺山就已出現了第一部志書《古清涼傳》。唐代還最終將《華嚴經》中的“清涼山”指認為山西五臺山，五臺山遂成為華嚴道場、文殊道場。此后不久，因為《華嚴經》尊崇文殊和普賢的原因，作為文殊道場的五臺山便和作為普賢道場的峨眉山開始融合，如唐代的華嚴大師澄觀法師“大歷十一年（776）誓游五臺，一一巡禮，祥瑞愈繁。仍往峨嵋求見普賢，登險陟高，備觀圣像。”直到宋代，依然將五臺、峨眉“兩山”并稱為“名山”，并受到皇帝的關注。不過，宋代也有將廬山、天臺山與峨眉、五臺并稱的。而在元代的時候，與五臺、峨眉并稱的又是河南的伏牛山、少室山。相比之下，從唐代到明末，三大名山的出現似乎更為頻繁，只是唐宋時期并非特指。明末，三大名山開始有了“特指”，普陀山開始與峨眉山、五臺山并稱，協同發展。明謝廷諒撰《三大士殿》曰：“普賢肇峨眉，示跡惟西方。文殊現五臺，臺殿俱清涼。猗與觀世音，普陀實吾鄉。胡為三大士，鼎足偕茲堂。”其中明確指出“三大士”及其居住道場，即普賢肇峨眉、文殊現五臺、觀世音在普陀。九華山最晚進入四大名山體系。明萬歷年間，開始出現“四大名山”。從清初開始，四大名山開始趨于穩定。此后，晚清乾陀所校定的儀潤《百丈清規證義記》中，四大名山進入叩鐘偈。民國時期，印光大師修訂了《四大名山志》。可見，四大名山的形成，是一個動態的中國化的過程。

從理論結構來看，四大名山支撐了菩薩信仰所表征的中國化了的大乘佛教理論體系。四大名山中，五臺山的文殊菩薩表征大智，峨眉山的普賢菩薩表征大行，普陀山的觀音菩薩表征大悲，九華山的地藏菩薩表征大愿。關于這四大理念，在為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提交的論文中，肖黎民先生認為：“大乘佛教的內在精神由四個方面構成，即：悲、智、愿、行。四者共同形成了完整一體的佛的精神。彼此之間的邏輯關系是，無愿不成悲，無悲不為智，無智難以行。這里，‘愿’即發菩提心，這是成就佛菩薩的首要環節；‘悲’即慈悲，拔眾生苦為悲，與眾生樂為慈，最后需無緣大慈、同體大悲，這是佛家的根本精神；‘智’即般若，這是成就佛菩薩的關鍵所在；‘行’可通俗地解釋為將愿、悲、智付諸于普度眾生的具體實踐，這是佛教精神全部的落腳點。這四者其實不能分開，它們是四而一、一而四的關系。所有的佛、菩薩都體現了這四種精神，所謂菩薩‘四德’，指的就是這四個方面。”悲、智、愿、行這四大理念是適應了中國社會和文化的重要精神，是“自度度人、自利利他”精神的高度凝練。

從社會影響來看，四大名山是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來佛教深入民間社會的重要載體，在此基礎上，四大名山信仰已成為明清以后佛教信仰中國化的重要代表。日本學者中村元認為，以公元10世紀的晚唐、五代為節點，此前的一千年為中國佛教前期；此后直至20世紀晚清時期的一千年為后期，他認為中國佛教的后期，大致是宋元明清時期，為漸次衰落的一千年。但李四龍教授認為，北宋以后雖然佛教義學發展緩慢，但民俗佛教卻蓬勃發展，在此一千年，“佛教與中國民間社會血肉相連”，這一千年不應當以“衰落”來形容，“因為這才是真正影響中國民間社會生活世界的一千年佛教史”。在宋元明清這一千年，佛教成為真正影響或組成民間信仰以及民間社會生活的一股力量，以至于人們“日用而不知”。佛教深入民間社會，影響民俗生活，主要表現為朝山進香、許愿還愿、吃素念佛等，與此同時，具有佛教色彩的民俗節日也開始盛行，經懺也日益流行。這些活動都需要具有較大空間的場所，四大名山信仰應運而生，迅速崛起，成為民俗佛教的重要載體。在空間分布上，四大名山分布于中國北方、西方、東方以及東南方，是民俗佛教在各地區發展的過程中涌現出來的重要代表。如果脫離開四大名山信仰來談明清佛教，那么明清佛教是不完整的，因為這是明清時期民俗佛教的重要代表，如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圣凱法師所說，“‘四大名山’的形成，是中國佛教信仰具有標志性的現象，是佛教信仰中國化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結果。‘四大名山’的信仰形態，是民眾信仰方式的表現，是善男信女表達宗教感情的朝拜地，是佛教文化的最生動體現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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